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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规模对利率调控机制与货币政策传导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决策框架，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持有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10—2024年42家A股上市银行以及银行间债券数据检验银行超额准备金持有动机。结果表明：(1)存款期限结构存在差异性影响，活期存款显著驱动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持有，活期存款每增长1%将驱动超额准备金增长0.55%～0.60%,而定期存款的影响不显著；(2)银行的资产配置策略具有显著的跨期效应，暗示银行收益追逐型策略的持续性，而非简单的风险对冲驱动；(3)央行公告通过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弱化了商业银行的预防性动机，使其在利率上升环境下仍然倾向于释放准备金以追逐收益；(4)中小型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持有行为符合“风险—成本”权衡模型，而大型银行对短期利率等机会成本信号呈现“钝化”特征。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央银行市场化利率调控及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重定价缺口定义为重定价资产与重定价负债之间的差额，量化了净利息收入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对于商业银行计量利率风险、制定管理策略、维持稳健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商业银行数据，对重定价缺口的有效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内我国商业银行重定价缺口平均为负且呈下行趋势，表明负债端重定价快于资产端，在利率下行环境中有助于缓和净息差收窄压力；第二，2015年后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再调整，重定价缺口反映出净息差随市场利率波动的效果显著，表明重定价缺口计量利率风险的有效性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逐渐显现；第三，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品可以降低净息差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进而发挥管理利率风险的作用。本文为优化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美国制裁对我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基于2003—2021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美国联邦政府11类管制清单，系统识别受到制裁波及的企业，并从债务融资成本视角考察制裁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制裁冲击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政府补贴、产业扶持、贷款优惠和税收减免等应对措施可有效缓解这一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制裁强度、制裁关系密切度、审计质量和产品竞争力均能调节制裁带来的负面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制裁主要通过恶化市场认知推高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有效丰富资本市场对制裁冲击影响的认知，为理解外部冲击下企业融资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有利于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制裁冲击的信心与底气。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金融监管能否促进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进而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程度越高，非金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越快。机制研究表明，资管新规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促进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进一步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过度负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显著加快，而负债不足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未见显著变化，表明资管新规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的结构性去杠杆。资管新规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立足于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的独特视角，本文研究对完善和加强金融监管有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大语言模型构建了衡量企业网络安全风险治理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网络安全风险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安全风险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关键机制在于数据利用效率提升、合作创新关系稳固和融资约束缓解；(2)该促进作用在地区网络环境较为复杂、数字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并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利创造；(3)企业网络安全风险治理在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对上游供应商开展网络安全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下游客户则产生反向抑制。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须着力提升网络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专项债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专项债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主要通过融资支持、需求拉动和信号传递三条机制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城市以及数字技术开发能力较强地区，该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与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均能显著强化“新基建”专项债的政策效果。本文结论可为优化专项债资金配置、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非上市企业是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因缺乏公开市场估值体系，其研发成果面临价值发现与资本转化的困境。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买方的非上市企业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低碳技术专利分类体系构建创新指标，揭示非上市企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价值发现机制与知识转移触发的创新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技术并购中存在显著市场溢价，且溢价主要来源于清洁能源专利；(2)存在绿色技术缺口但拥有深厚研发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作为买方的纵向并购具有更高溢价；(3)技术并购通过知识转移触发动态创新协同，显著提升并购方绿色低碳技术专利产出，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本文基于并购视角揭示出非上市企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市场溢价的差异化形成机制，为优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加速技术—资本循环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
2022年我国提出要完善数据基础制度、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本文基于资本市场反馈机制，考察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促进投资者私有信息生产、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并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反馈功能提高企业投资-股价敏感性，最终提升公司长期价值。分组回归表明，在信息环境较弱、反馈机制较强的企业中，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经济与资源环境类数据均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数据质量越高，提升作用越强。本文为理解公共数据开放对实体经济的微观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也为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视角的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各地级市设立破产法庭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债权人保护对企业可转债策略性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破产法庭设立后，企业发行可转债的概率显著提高，且更多发行偏股型可转债。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后门权益”动机和“风险转移”动机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机制较弱、债权人保护不足的企业以及金融监管强度偏低的地区，破产法庭设立对企业发行偏股型可转债的促进作用更强。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在设立破产法庭的地区，企业发行偏股型可转债会降低投资效率、提高投机性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减少研发投入，表明企业发行偏股型可转债存在策略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债权人保护与金融工具契约设计的理论框架，也为优化破产法治建设、推动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近年来基金和基民之间的绩效差异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和业界主要将其归因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本文则从基金持股这一交易行为出发，为理解“基金—基民”绩效差异提供了市场供给侧视角的新解释。采用中国2007—2022年公募基金净值和持股数据，利用复杂网络技术，发现中国基金市场长期存在持股集聚和业绩联动现象。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差异化的基金经理与理性投资者的博弈模型，结合实证检验发现：基金之间的持股集聚会形成业绩联动现象，对于从历史业绩中提取基金能力信号的投资者，业绩联动会干扰其对基金历史业绩的学习过程，从而导致基金资金流和基金能力发生错配，最终扩大了基金和投资者之间的绩效差异。此外，本文还发现对共享信息的依赖和羊群行为是基金持股模仿的主要方式，持股集聚形成的业绩联动因基金风险收益特征大小呈“U形”特征，并在整个联动网络内表现出局部扩散和全局扩散效应。
本文以某大型销售平台推出优选基金服务为背景，研究数字时代投资顾问服务对基金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投顾服务推出后，优选基金的资金净流入显著增加，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高出11.3%;但其价值创造却显著下降，以Jensen Alpha衡量的超额收益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低1.2%,考虑管理规模后的平均季度价值增量减少约4339万元。投顾服务推出后半年内，资金净流入越多的优选基金，其业绩下滑幅度越大。本文进一步从基金经理调仓能力、管理积极性与交易冲击成本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数字时代的海量用户情境下，投顾服务易产生网络负外部性，导致投资策略出现非预期的收益衰减。这一发现对理解投顾服务数字化的内在规律具有参考意义。
<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经济金融领域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学术交流和引领,《金融研究》发布2026年重点选题。1.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研究。2.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研究。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路径研究。4.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研究。5.提振居民消费能力的实践路径研究。